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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化

 

  公元前98年三月,汉武帝刘彻亲临曲阳祭祀北岳恒山。他看到当地雕刻之风盛行,御封曲阳为“雕刻之乡”。
  1986年4月18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亲临曲阳视察,看到曲阳雕刻事业空前繁荣,欣然提笔,当场题词“雕刻之乡”。
  当代的曲阳,是中国雕刻的发源地之一和北方雕刻的中心。

  上周时期是青铜时代,考古发现曲阳县冯家岸文化遗址出土文物有五大类:铜器、石器、陶瓷、骨角器和兽器。有一件骨笄,笄顶雕刻得相当精致,已是一件很好的艺术品了。
  雕塑的出现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劳动创造了雕塑,二是开始完全是为了实用性,三是在实用性中体现了装饰性。进入商周时期,青铜器和玉石雕刻的出现,已明显从使用性向装饰性迈进。雕塑开始走向独立的成熟阶段,人们的审美情趣跨上一个新台阶。
  商周时期,曲阳位于冀州,是周的姬姓分国--鲜虞。战国初期游牧与陕西延安一带的白狄族一支,东渡黄河,翻越太行山,进入东阳之地的鲜虞地,建立中山国,成为战国七雄之外的“千乘之国”而纵横捭阖,争衡天下。
  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中山国‘作奸巧冶,多美物’。”长期以来,人们只见记载不见实物。直到1935年,在平山县南七汲村出土一块河光石,根据石头上的刻字判断,这里是中山国王陵。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中山王陵进行发掘,出土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神秘的中闪过的面纱被揭开,它的雕塑作品风格令人惊叹。活泼多变、清秀灵巧、璀璨华丽,代表着战国时期中国雕塑艺术的最高水平。
  这批文物一下数件被国家列入一级品:中山王鼎、中山王方壶、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十五连盏灯等再被定位国家一级文物的作品中,有几件造型简练的薄玉石人物雕刻,有男有女,生动简练。它们是中国最早的石质人物雕刻作品。



  汉代以前的秦代,陕西凤翔一座秦代墓地发现中山铜鼎,这一发现有力证明了中山雕刻艺术扩展到全国。中国第一次大一统的政局给雕塑艺术强大的生命力,一种崭新的美学趣味是气势恢宏、瑰丽多姿的特色。当我们每每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一种敬意涌上心头,一种惊叹荡起胸怀!
  黄山汉白玉的开采始于汉代,故称“汉白玉”。汉白玉用于雕刻也始于汉代。这有实物为证,这实物就是满城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汉白玉坐俑和巨大的汉白玉门。其中的汉白玉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曲阳汉白玉作品。

 


  纵观曲阳雕刻史,魏晋南北朝是曲阳雕塑艺术最活跃、最有成就的时代。翻阅中国艺术史,一个个鲜活的巨匠和一件件巨作变向你走来,如春日的百花,争奇斗艳;如秋日的硕果,累累丰盛。
  这一时期,曲阳匠人除参与石窟大开凿外,单体佛像也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曲阳修德寺出土数以千计的佛像,数量之多,品类之丰,时间跨度之长,艺术价值之高,在我国考古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到隋文帝开皇六年(586),曲阳改称石邑县。这说明,曲阳汉白玉的开采已经全国闻名,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石雕县了。
  隋代,曲阳匠人值得大书特书的是建造了举世闻名的赵州桥。它是世界上跨度最大、建造最早的古代敞肩形坦弧石拱桥,是世界建桥史上划时代的创举,引起世界众多建筑工程专家、学者的赞叹与敬仰。
  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学会将赵州桥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其名誉会长本格威固教授发表了盛赞赵州桥的讲话。赵州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历史科学价值的土木工程历史古迹之一,是继同属这类古迹的苏伊士运河、埃菲尔铁塔、比萨斜塔、金字塔等世界著名文化遗产后的第十二处。
  
  辽国以幽州为南京,从此北京成为辽都的陪都。北京的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由地域性的城市开始向全国政治中心城市转变。而北京建都一开始曲阳匠人便一直参与了城建、园林、陵墓等项目的建设。
  辽国尽是定州艺。曲阳雕塑、定瓷、漆器等大量艺术品,充斥辽国各个阶层。
  史载,辽太祖到世宗时期,辽军数次侵入定州掠夺大批工匠迁徙北地,防止中原的做法,建立自己的瓷坊和纺织作坊。契丹贵族还成立“头下军州”,专门让掳掠来的汉人从事艺造和农业生产。
  
  五代至元是中国雕塑史停滞不前的时代,然而,曲阳雕刻却异军突起,大放光芒。元代曲阳匠人涌现几位以艺得官者,杨琼从子杨谅任石局大使,邸士亨官至中奉大夫、昭文馆大学士、会福院史,领工部事,负责五台山寺庙工程。随后命杨琼管领燕南诸路石工营建上都和中都两城的皇殿和城郭。由于成绩显赫,三升其职,统领大都等处山场任石局总管。曲阳石匠们在杨琼的统领下大力开采曲阳黄山、北京房山汉白玉用于两都的建设。杨琼巧智过人,带领匠人们把曲阳雕刻艺术推向极致,在中国雕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忽必烈对汉文化,尤其对汉民族的工艺十分重视。光绪本《曲阳县志》记载:元世独重工艺……各工无不设有专官。忽必烈早就从金莲川幕府的幕僚口中得知曲阳石匠的盛名。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即位的中统初元,即召曲阳石匠杨琼、王浩、王道等进京。杨琼献一狮一鼎,忽必烈赞叹:“此绝艺也!”
  杨琼一生雕刻作品无数,最珍贵的是他亲手雕刻献给忽必烈的三大绝艺:一狮一鼎、黑玉石兽龟,白玉盆。三件绝艺由于战乱不知去向。唯有他一生最得意之笔“周桥”还部分遗存在故宫武英殿旁,即今日仅存一虹的断虹桥。它是故宫内至今最美、最精、最巧的石雕作品。明代依它为蓝本建成今日尚存的天安门前金水桥。

 


  曲阳雕刻到了明清时代呈现大气磅礴的景象。这种大气表现在皇家宫殿、陵墓和园林建筑上。建筑采用大量的汉白玉,在汉白玉上雕刻各种装饰,构思奇巧,雕刻精细,与整体建筑有机的融为一体,蔚为壮观。
  明代宰相杨荣目睹采石的场景,他在《皇都大一统赋》中描写到:“莹者如圭,洁者如琼,千夫所攻,万里启行。”而今在黄山采石场老坑山体上,仍留有各朝不同年代采凿的印记。
  清代满族人入住北京,他们没有像明代人那样把元皇宫拆毁,而是在明紫禁城的基础上加以修缮。此时的曲阳匠人们在雕造紫禁城的同时,献艺于皇家园林。在颐和园苏州街北岸的护岸石上留有两块刻有“曲阳”字样的刻石。这两块刻石是曲阳匠师们参与三山五园的建设时,无意间留下来的,成为曲阳匠师行艺的珍贵史料。
  清代皇家的三山五园造园艺术达到中国园林史上的高峰,在圆明园内有一处“西洋楼”,它是曲阳匠师的天巧绝艺,虽被英法联军烧毁,但那巨大的石雕残存依旧光照人间。它代表着人们心目中的圆明园形象,它不仅仅是雕刻艺术品,更代表着人类走过一段劫难的历史,而让这段历史留在人间的正是曲阳匠师们!!